《商務周刊》：2009年1月，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提出美國新能源政策，他任命了一批重要官員推進能源事務，包括華裔能源部部長朱棣文等，目前美國國會正在審議“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媒體稱這一系列動作為“美國能源新政”，您覺得該新政出臺的背景、目的和主要內容有哪些？

　　宣曉偉：此次美國能源新政，主要是為了保證其能源安全、促進經濟增長、應對經濟危機和應對氣候變化這幾大目標而出臺的。
 
首先，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35年間已經由35%上升到接近60%，對國外石油的深度依賴對美國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其次，美國經濟正面臨著次貸危機所導致的經濟衰退，急需找到新的增長點拉動就業。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態度相比布什政府有了較大轉變，這也反映了美國主流民意對全球變暖這一問題看法的變化。

　　綜合以上來看，美國有客觀需要在近期內就能源環境課題出臺一個綜合性的應對方案。在已經執行的“美國復蘇和再投資法案”中，也涉及到眾多的能源發展議題，其對各種能源項目的投資總金額高達613億美元，比如智能電網110億美元，可再生能源研發推廣60億美元等。目前正在審議的“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主要包括清潔能源、能源效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向清潔能源體系過渡四大部分。這個議案最突出的特點是第一次提出了美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一攬子方案，設定了美國溫室氣體限排的目標和時間表，準備實施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方案。

　　《商務周刊》：布什政府曾經不愿減排，很多美國人也否認全球變暖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間的關系，但奧巴馬對于減排的態度轉向了，這是為什么？

　　宣曉偉：全球變暖在美國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美國國內各方基于不同的認識和利益，對于氣候變化問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從非常激進的環保人士，到持氣候變化懷疑論的頑固分子，對于氣候變化的爭論極其激烈。傳統上，美國的能源政策偏向于大型的、資本技術密集的傳統能源公司，因此小布什不簽署《京都議定書》有其國內原因，最重要的一點是當時的多數美國人認為這事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沒有好處。

　　但現在美國的主流民意逐漸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卡特里娜颶風事件促使美國人更多地思考氣候變化的問題，認同全球變暖和需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觀念。奧巴馬的上臺也是迎合了這種民意變化，他任命了一系列在能源問題上持進取甚至激進態度的官員，包括環保署署長Lisa Jackson、能源部部長朱棣文、科技辦公室主任John Holdren等。與此同時，民主黨在國會已經中占據多數，而民主黨向來在發展替代能源、推進能源轉型方面比共和黨更為積極。

　　《商務周刊》：美國現在的電力供應結構是怎樣的？它目前的改進重點放在哪里？

　　宣曉偉：美國目前電力供應的約40%來自天然氣發電，10%左右來自核電，煤電占30%多，水電不到10%，石油發電5%左右，剩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不到5%。美國在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發電的同時，也比較重視現有燃煤電廠技術的研發。考慮到未來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美國目前正在大力研發和推廣二氧化碳捕獲與收集技術，即將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來，通過管道運輸，注入地下或海里進行長期儲存。在“美國復蘇和再投資法案”中就有34億美元投到了這里面。實際上，歐盟和美國現在都在大力推廣這個技術，但是也面臨一系列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成本。煤電本來是最便宜的，加上這個技術后發電價格就會明顯上升，因此需要相關政策的支持。中國雖然現在大力發展新能源，但以中國的能源稟賦，“以煤為主”還是中國能源戰略的首要內容，短期內難有太大改變。中國目前煤電比例高達近80%，未來煤電廠面臨二氧化碳排放約束的局面可能比美國更嚴峻。因此，對于類似技術的研發和應用，中國應該及早有一個戰略考慮和安排。

　　《商務周刊》：美國的能源新政和我們國家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大的不同？

　　宣曉偉：我們需要深刻理解中美兩國在能源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理念、目標、手段的本質不同。首先美國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市場能做好的，政府不應也不能插手，以防對市場造成干擾，形成公平和效率的損失。這種理念深入人心，因此眾多美國人對于政府具有很強的戒心，要求嚴格約束政府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政府沒有、事實上也沒能力制定一個所謂的全面、長期的能源發展戰略；其次，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有一套比較完善和明確的制度規則，來保證重大政策出臺的過程中各方利益和意見能夠得到充分表達、充分博弈，使得最終的政策能夠符合主流民意。有眾多美國學者詬病美國缺乏長期能源戰略導致其石油對外依賴程度節節上升，但也有許多學者認為，美國無需也不應制定全面長期的國家能源政策，這是基于對強力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感所導致的。就像目前的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首先由眾議院的專業委員會提出并投票通過，然后經眾議院通過；再拿到參議院，再重復一遍與眾議院相同的流程，最后參眾兩院還要組成聯合委員會，協調修改成一個最終版本，再由總統簽署生效。

　　所以在美國的體制下，政府面臨著很多的約束和監督，能做的事情比較有限。政府可以有口號，能源部的經費預算也會有很大增長和調整，也會有各種各樣的資助項目，但美國政府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較深地介入到具體的經濟活動中，甚至主導能源產業的發展。它的能源政策，更多是起到引導、監管和服務的作用。此外，美國的能源政策跟特定歷史階段所具有的特定議題、特定事件相聯系，例如1970年代石油危機導致尼克松政府大力強調節能和替代能源，但隨著油價的下降和石油供應的穩定，相應的能源政策往往無疾而終。

　　《商務周刊》：中國的能源政策和產業發展可以從美國身上學習些什么？

　　宣曉偉：盡管截然不同，但美國能源政策的一些原則仍然值得我們學習。比如美國能源政策的出臺主要基于能源安全、效率和公平三個方面來考慮。能源安全保障了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效率和公平要求在能源產業領域建立競爭機制，以較低的能源成本來推動經濟的發展。隨著形勢的轉變，中國現在的低成本競爭優勢不可長久持續，我們需要找到新的要素組合方式，獲取新的競爭優勢。

　　就能源領域而言，世界能源體系正轉向可再生能源，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能否培養出自主創新的技術能力？在我們的傳統能源領域，例如煤電設備，盡管國內企業掌握了100萬千瓦等大型設備的技術，但核心技術還在跨國企業手里，別人給你什么級別的技術，你就只能造這個級別的產品，自己缺乏能力進行技術升級。說白了還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主發展的產業，而是技術命脈掌握在國外企業手里的加工產業。在新能源領域會不會重蹈覆轍？現在來看還是有可能。另一方面是能不能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發展出來一個完整自主的新能源產業？新能源發展與傳統能源的一個根本不同是它本質是趨向分散的，不像傳統能源，從勘探、開采、加工、銷售需要一個實力非常強大的一體化大公司。目前新能源各種技術的發展方興未艾、層出不窮，存在各種各樣的技術路線和可能前景，在此過程中，中小企業將會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我們的管理者還是秉承以前計劃經濟的思維，畫地為牢，圈定所謂重點企業，把希望寄托在一個或幾個“真命天子”身上，就難以創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尤其是在傳統能源行業，國有企業已經擁有了絕對的優勢，外資跨國巨頭也憑借技術等優勢占據了有利地位，如果這種格局維系到新能源行業，將對中國的新能源產業發展造成不利影響，管理者要充分汲取傳統能源行業以及汽車等行業發展的相關教訓。